第134章 移忠作孝，诬良为盗

国子监祭酒陶大临埋着头，借着申时行挡住皇帝的身影，生怕被皇帝看到。

心中更是大呼折磨。

皇帝这一轮秋讲，总是这样不好好上课，问些敏感问题。

这一堂课讲的是《孟子》，论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本身很简单，没什麽争论的馀地，反而是政治意义更多一些。

如今讲课的内容和进度，都是日讲官排的，具体审核跟释意，则是两位阁臣亲自过目。

今日这一堂，是大理寺少卿陈栋丶吏部右侍郎温纯安排。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在为皇帝亲政壮势，以及做礼法上的铺垫。

无后为大嘛。

皇帝十二岁了，完全是一个可以婚配的年纪了。

如果要选妃，提前个一年多，十四岁大婚，那麽开年就该下旨开始准备了。

如果急着亲政，那麽宫里那位李春芳的孙女，也不是不行。

至于说祖宗成法，不娶士大夫女……

陈栋和温纯的意思很明确，舜尚且可以为了留后，隐瞒父母，那麽陛下为了留后，做些权变，完全在情理之中。

也就是方才张居正说的「礼之权也」。

这是一次局限在皇帝近臣，经筵官范围内的政治表态。

首辅张居正见到陈栋和温纯这个排课之后，也没提什麽意见，顺水推舟得把课端了上来。

同样是一副支持的样子。

按理来说，如此君臣和谐，皇帝意会了，就该感动一番，赏赐点什麽东西表表态，然后回去好好想想什麽时候大婚才是。

结果小皇帝不按套路出牌，转进到了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上——大明朝是不是孝治天下？

陶大临挠了挠手背，只感觉浑身有些刺痒。

不然怎麽说非得阁老出面，才能回答皇帝的问题。

这种涉及儒门根基，国朝本源的事情，他们这些人怎麽敢跟皇帝多说一个字？

但凡说错一句话，就是身败名裂的下场。

朱翊钧的目光，扫过一众经筵官。

将众人各异的神情，收入眼底。

最后才落在面色为难的张居正身上。

张居正为什麽这麽为难，朱翊钧自然知道，否则他也不会这样单刀直入地问出来了。

这话明着听来，似乎并不敏感。

毕竟这是一个千年以来的政治正确。

自汉往后，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自我标榜的。

远的说三国志，鲍勋上疏一口一个「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

其后的隋书，更有皇帝金口玉言「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废阙，故立五教以弘之。」

旧唐书上，李渤陈情亦是「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

宋元就更不必说了，易简前丶刘安世丶李秉常丶崔敬传，白纸黑字，动辄都是「陛下以孝治天下。」

哪怕到了本朝，这个说法都很是常见。

当初给两宫上徽号的时候，礼部行文都还是「皇上孝治天下，恭上圣母徽号在迩。」

对于正统王朝而言，这本身就是穿在身上的神圣金衣。

也只有司马家看到这几个字，才会节目效果十足。

否则，他朱翊钧，为何整天被称为君父？

但恰好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到帝朝合法性来源，所以，向来是不允许讨论的。

其中最为敏感的地方，就在于，儒家体系中，皇帝是什麽时候占据了「孝」顶点的生态位？

那就是自大一统之后！这是一次正统儒学的嬗变！

大一统之前的儒家，还很纯粹。

孟子曾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孔子亦曾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君对我好，我才会对君好。

如果君不好，那就别怪我诛独夫了——这就是朱翊钧此前考成学业，请人观礼的内容。

但自汉以后，这种后天形成的双向义务，逐渐演变成了天然的单向义务。

也就是所谓的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这种臣子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概念，儒家是没有的。

好在自有大儒辩经。

儒家没有，法家有啊。

六经注我，经学必备——于是董仲舒便将法家的这一套，缝合进了儒家。

儒家理念下，称之为移孝作忠。

经学概念里，称其为外儒内法。

治国框架中，则称其为家国同构。

孝子必出忠臣嘛。

称号是对权力的追认，同时又进一步加强其正当性，君父一词，尤是如此。

缝合的儒学，主要是为了解释皇帝统率天下的合法性来源，不是真的来搞哲学思辨的。

理所当然地，这事也就失去了讨论的馀地。

要是深究这个问题，是不是在质疑皇权？

朝官至多用用短语，从不会讨论这方面的经义。

所以皇帝问出这个问题之后，何洛文仰头看着房梁，陶大临缩在申时行身后，马自强左顾右盼。

而直面这个问题的张居正，更是面色阴晴不定。

首辅张先生，现在很想说一句，孩子，为了你好，别问了别问了。

但偏偏又不得不答。

张居正万分谨慎地斟酌自己的言语。

过了好半晌，他才缓缓开口：「陛下，国朝阴骘下民，覆帱无极，乃以家始，体而推之，是有万民亲亲。」

「陛下为国朝君父，内节皇亲，外施百姓，垂衣御宇，仁覃草木。」

「今九亲雍睦，四表无怨，诚为国政，实亦家风。」

「陛下，我朝自是以孝治天下。」

陛下，天下人都要叫你君父，你管谁都是管儿子，皇帝的恩泽，对谁都是父亲的厚爱，当然是孝治天下。

张居正说得很谨慎，点到为止。

朱翊钧恍然道：「难怪国君称之为君父……」

张居正见这模样，就知道小皇帝又要说虎狼之话了。

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只好聚精会神，认真以待——起居郎在后面站着也就罢了，谁也不知道小皇帝会把哪堂课的内容，贴到新报上去。

张居正能猜到的皇帝的目的，毕竟又是传王世贞入京，又是考成学业，请大儒们观礼。

实在明显。

当初他与高拱初入内阁时，就做过一般无二的事。

彼时徐阶丶李春芳丶赵贞吉三人尊奉阳明学派，利用执政权力，到处推传。

甚至亲自主持讲学，召集朝廷丶地方官员都来听讲，网罗门徒。

所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知实学」，「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无视天下百姓的困苦贫穷，却整天沉溺于讨论那些微妙丶精深但对解决现实问题帮助不大的学说。

而高拱与他，虽面上自诩为儒臣，口头上仍念着孔孟之道，但实际上却推崇法家。

随后，二人便撷取吸收丶甄别选汰了儒法二家之精粹，建立了一套变革理论。

尤其是高拱，精力旺盛，产出极为庞大，《春秋正旨》丶《问辩录》丶《日进直讲》丶《本语》。

左打程朱，揭露其对《春秋》的穿凿曲解，「未需分理，务强探力索，故不免强不知为知」

右踢阳明，嗤其为空虚无据，「徒为空中之楼阁，而卒无所有于身心。」

而后更是借史论事，联系政治现实问题，以及丛积时弊，进而探求解决之法，最后得出革故鼎新的结论——「法以时迁」，「更法以趋时」。

这一场整肃学风，通过着书立说的方式，更正了朝堂之中的风气。

再以内阁开会，批判徐阶丶李春芳丶赵贞吉三人作为象徵，拨乱反正。

最后通过先帝谕批的形式，严饬各级官府，禁止官员们再主持或参加讲学，奠定胜局。

这就是新党建立的基础。

张居正与高拱亲手建立的新党，对皇帝如今的动作，实在太熟悉了。

这一次次学业考成，一场场经筵问答，届时到了王世贞手里，恐怕就是一本《经筵录》。

其目的在他张居正面前，简直无所遁形。

但首辅先生只能看到手段，却不知道皇帝要唱哪一出戏，实在是有些怕皇帝不知轻重，矫枉过正——外儒内法这种事，他不愿挑破。

可惜，朱翊钧却不这麽想。

他直勾勾看着张居正，继续追问道：「先生，既然国君身为君父，何以改朝换代？」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既然是君父，那还没听过儿子杀了父亲就能自己当爹的。

所以，改朝换代后，后朝凭什麽能得到承认呢？

如果是因为无道，那父亲无道就能诛杀麽？

说不通呀，先生。

其实这话，本身不难回答，但对外儒内法的张居正来说，却很难回答。

因为这在儒家的框架内，又要绕回到天命上去了。

君父之下，无人能约束，但其上的天命若是有意，换个君父自然很正常。

居于孝道顶点的皇帝，头上只有一个张居正不愿意拿出来说的天命。

皇帝的表达的意思，在张居正心中，也立刻清晰了起来——随着天人感应的落魄，移孝作忠，解释不清楚的事越来越多了，过时的东西，换一个罢。

张居正张了张嘴，又再度闭上。

朱翊钧则是静静看着自家先生，等着张居正的回答。

移孝作忠，在前汉，自然是进步的一面更多。

可惜，到了魏晋，这一套就满是裂痕。

到了如今，或者说，在阳明心学诞生之后，这一套更是被彻底解构。

如今的士大夫，讲究的是什麽？

是明心见性的自由！

是随心所欲的本真！

什麽君父？干成这个逼样，狗屎！

士林的风潮如此，越是年轻，越不吃这一套。

不仅眼中没什麽君父，甚至有时还会起逆反作用——泰州学派对于解构皇帝权力的来源，非常感兴趣。

朱翊钧如今为什麽能得到大多朝臣的认可？

因为他是君父吗？如果是的话，那前身就不会被压制十年，却没能被忠诚孝子拥护亲政了。

是故，不是朱翊钧要放弃移孝作忠。

而是已经被时代放弃的东西，没必要贴在脸上了。

反而只会耽搁新生事物的出现。

现实与理论的差距过大，会愈发消磨皇朝的正统性。

既然如此，那就得不破不立。

无论是如今的新报中，太祖皇帝奋自布衣，戡定祸乱，用夏变夷的传奇故事。

还是经筵中朱翊钧竭力表现的经学造诣。

亦或者现下逐渐充盈的国库，日益澄清的吏治。

都是在给淘换老旧经义铺路，免得到时候动荡过大。

自己跟李贽做了这麽久的铺垫，王世贞的文会日期业已定好。

辩经的大事将出，自然要先在内部统一思想。

朱翊钧今日将房间里这头隐身的大象，摆上经筵，就是在徵询首辅的态度，试探经筵官的想法。

文华殿内寂然无声。

张居正迟疑了好半晌，才语气乾涩道：「陛下，容臣缓思，下次经筵再与陛下开解。」

小皇帝太激进了，首辅先生一时半会也举棋不定——毕竟不是李贽那种狂生。